12.0理性化、“世界宗教”与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
韦伯给他对犹太教(judaism)以及中国和印度宗教的研究起了一个名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总标题。

表明了与先前论述加尔文教与西方资本主义研究之间的密切承接关系。
但实际上韦伯后续研究包含的社会和历史现象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信仰的内容和显示给定社会秩序特性的经济活动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间接的，而且受到该秩序中其他制度影响。

韦伯指出，宗教伦理对经济组织体制的影响，尤其应当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来考虑：与诸如主宰西方经济生活的理性主义的进步或受阻之间的关系。

韦伯使用“经济伦理”概念时，不意味着他分析的每一组宗教都包含明确清楚的规定，决定哪些经济活动是被允许的或渴望得到实施的。宗教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及其性质都并非固定不变。

正如《新～》中韦伯的关注点并不集中在特定宗教伦理的内在“逻辑”上，而集中在个人行为的心理和社会结果。

韦伯不认为唯物论或唯心论能对宗教起源或影响做出有说服力的普遍性解释：“外在相似的各种经济组织形式与大不相同的经济伦理相符，而且根据其特定性质会产生大不同的历史结果。一种经济伦理不单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应变量”，就像经济组织形式也不单纯是经济伦理的“应变量””。

宗教信仰只是决定某种经济伦理形成的各种不同影响中的一种而已，而且宗教本身也深受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的影响。

宗教与巫术

#宗教 #巫术

克里斯玛型权威

#《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社会》阐发了宗教社会学一般原则。人们在参与宗教和巫术活动时，尤其分辨得出具有特殊品质的物体和人物，以及那些属于“平凡”世界的人或物。只有某些物体才具有宗教的性质，某些人才有神灵感应，从而使他们有了宗教的威力，这就是超凡魅力。
#克里斯玛型权威
韦伯对超凡魅力的概述常常被人们拿来认为他构建了一种“伟人”的历史，实际上在韦伯的分析中，合法的超凡魅力型支配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从“瞬时神”到“永久神”

韦伯和涂尔干同样认为，原始宗教中，存在被一般化了的精神能动者，它们不是人格神，却具有意志特征。
诸神一开始只是一种漂浮不定的存在：某个神可能只被认为掌管某个特定事件，这样的瞬时神可能不具有个别的曼纳，只是根据其主管事件类型得名。

从瞬时神到永久神，条件很复杂，历史上也常常模糊不清。

神膜拜

韦伯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仅限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实际上至高无上的神往往是三位一体的形象。

一神教趋势来源

• 教士阶层防卫性抵制。他们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自己代表的特定神祇崇拜基础上
• 传统社会民众需要现成且会受巫术影响的神祇。神越是无所不能，越远离民众日常需要。
  在某个全能神占上风的地方，巫术的抚慰作用也通常会保存在普遍信仰者的实际宗教行为中。

宗教与巫术的区分

人通过祈祷、崇拜、供奉等方式与神交融，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宗教”存在了。

巫术的力量不受崇拜，而是通过符咒或表白书(formulae)的运用满足人们的需求。

宗教与巫术的不同，对应教士与巫师在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别。
教士阶层由神职人员组成，持续负责主持膜拜仪式。但膜拜仪式的存在不意味着教士存在。教士阶层的存在影响了宗教信仰的理性化程度(组织化，定期，规律性)

巫术情境中，或在没有教士而举行膜拜仪式的地方，和谐一致的宗教信仰体系通常只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

宗教先知

“具有超凡魅力的纯粹个人，凭借他肩负的使命颁布宗教信条或神的指令”

宗教团体的形成不仅仅是先知执行指令后促成的结果——教士阶层中，宗教改革者也能形成同样的结果——但韦伯看来，宗教史上，先知的预言是教义的重要来源，有了新的教义，宗教制度才会发生重大变革。
#祛魅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将巫术从日常生活中驱逐出去的历史动力上，即对世界“祛魅”的过程，该过程在理性资本主义阶段达到顶峰。

“在所有的时候，要摧毁巫术的力量，确立一种理性的生活行为，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伟大的理行先知的预言。并不是任何形式的先知预言都有摧毁巫术的力量，但先知以创造奇迹或其他的方式证明，他能够打破传统的神圣法规。先知的行为使世界摆脱巫术，这一过程中，为我们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两种类型

1、伦理性先知

训示基于传播神圣使命，要求人们遵从一套新的伦理规范(近东地区特色，追溯到犹太教中全能的耶和华)

2、模范性先知

以自己生活的模范行为照亮通往获得拯救的道路(印度常见，黑塞的悉达多)

两种先知都旨在宣扬一种始终如一的世界观，激励人们“对生活怀有一种自觉协调和追求意义的态度”。
严格逻辑意义上将，作为先知启示录汇集在一起的信条可能不够协调一致，但先知预言的一致性在于其对人生应怀有实际目标的一致性上。
先知的预言总是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协调的体系，要将其建成一个有意义的和规范有序的整体。

先知与教士阶层就宗教秩序控制权展开争夺。

印度和中国的神义论

印度的救赎宗教

#印度教
中国先知预言很早就停止了，而印度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救赎宗教。
因为印度教先知是模范性先知，他们不把自己看作肩负必须积极传播神圣使命的人。印度教具有折中性和包容性，某人可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也可能接受基督徒信条。

印度教确实存在教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构成了不可违背的真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灵魂转生和因果报应的真理。
二者与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

神义论

#神义论 #种姓制度
因果报应的教义“代表了史上最能自圆其说的神义论”。
韦伯指出，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因为有了它，最底层的印度人也能“赢得世界”：连续转世以达到最高境界，到达天堂并获得神性。
而个人今生的行为对下一轮转世有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与种姓制度密切相关。
由此，印度正统派针对任何旨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重重障碍。

“只要因果报应的教义保持不变，那么，革命的观念或‘进步’的追求就是不可想象的”

印度的种姓制度阻碍了经济理性化发展

前5-4C，印度教建立，制造业和贸易活动已经有了空前发展，出现了类似中世纪欧洲的行会组织，科学理性在印度也得到高度发展，不同时期各种哲学流派百花齐放。
一切都存在于一种兼容并包的氛围中，法律体系形成了，就像欧洲中世纪法律体系一样成熟。

但是，种姓制度的出现，加上婆罗门教士阶层的支配地位，有效阻碍了经济朝着欧洲发展过的方向发展。

“城市中最初的行会和公司组织既没有发展成西方的自治城市，也没有建立起世袭制大国之后，在领土内发展成相当于西方‘区域经济’的社会和经济体制。种姓制度处于最重要地位，一方面完全取代了其他组织，另一方面又使它们陷入瘫痪状态，使它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

(韦伯这一段到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特征，注意(无褒贬含义))

==种姓制度在仪式上稳定了职业结构，阻碍了经济理性化的进一步发展==。

种姓制度中的社会分工

“要想在种姓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工业资本主义的现代体制，那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仪式法中每一个职业的变化和每一种劳动技术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仪式的削弱，因此，肯定不可能由它自身引起经济和技术上的革命。”

中国

儒家士人与婆罗门团体

相同点

#身份集团
印度婆罗门贵族与儒家士人有很重要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属身份集团，支配地位主要基于他们能读懂用不同于世俗语言撰写的古典经文。
#酒神狂欢
尽管在韦伯看来，印度人追求学问的精神比起中国人更不像是一种纯书写的文化，但两者都断然否决与巫术的关系，尽管在实践上不总是成功，且两者都排斥任何酒神式的狂欢精神(Dionysian orgiasticism)。

差异

中国士人是世袭制官僚体系中的官僚(officialdom)。君主专制下的中国大一统使得学问造诣与步入仕途相联系，受过学术训练的人成了官僚机构中的官僚来源。
婆罗门最初属教士阶层，但受雇于不同职业，如王公们的私人教士、法官、教师、顾问等。婆罗门贵族中极少有担任官员的。婆罗门教士阶层在普遍王权发展之前就已经牢固确立，因此婆罗门能不被纳入到一个等级制度之内，而且同时拥有原则上高于国王的身份地位。

理性化的可能

传统中国某些时期，存在韦伯认为的有助于经济理性化的重要发展。
包括类似于印度的城市和行会的出现、货币体系的形成、法律的发展，以及在一个世袭制国家内部达成的政治融合。

货币经济滞后｜不存在货币政策

但这些因素在中国的发展与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存在性质上的重要差异。
尽管贸易量庞大，但中国货币经济处在相对初期阶段；
此外，没有中国城市能“像佛罗伦萨那样创造出一种标准的货币并引导国家的货币政策”，这一定程度上是货币经济未能充分发展的结果。
同时，中国的城市没有获得政治上的自治和司法上的独立，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共同体却拥有这种权力。

城市自主性的缺乏｜官僚制的早熟

中国的城市始终扎根于当地的农村经济，没有像西方那样与之相对抗。
中国从未有过类似英国自治市市民享有的“特许状”。
因此，由于城市管理缺乏政治和司法上的独立性，内部享有相当自主权的行会的潜在重要性被有效遏制了。

==城市政治自主性水平的低微，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官僚制的早熟发展的结果==。官僚促进城市化，也因此能够控制城市化后续发展，他们从未放松过控制，而西方政府官僚制往往是自治城市国家建立后的产物。

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特征

皇权至高无上

皇帝同时掌握宗教和政治最高权力，中国没有强有力教士阶层，也没有对帝国秩序形成决定性挑战的先知预言。
虽然皇帝统治中的超凡魅力成分杂糅了大量传统元素，但即使到了近代，皇帝仍然被指望施展超凡魅力来呼风唤雨，引导河流。下罪己诏就是个典型案例。

行政管理集权化的低效｜以学历为基础的选官制度

行政集权化管理的低效率带来封建体制的分崩离析倾向，但这一倾向又被另一种制度抵消，即以学历为基础的选官制度：这样便将官僚、皇帝、国家连为一体。

定期政绩考核+稳定的俸禄(从岁入中获取)，使得这套制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地位最高、拥有支配权的官员阶层中的个人并不占有获利的机会。恰恰相反，获利的机会倒是为由可任免官员组成的整个地位集团(estate)所占有。这个集团共同抵制任何外力的干预，对任何鼓动‘改革’的理性思想家都极其憎恨，并对他们进行迫害，只有来自其上或其下的暴力革命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地方势力

城市共同体政治自主性的缺乏不意味着没有地方势力的存在。
韦伯对央地冲突状况做了大量分析研究。

宗族实际上是超出家庭规模的经济企业所有形式的原型。宗族控制了食品加工、纺织和其他家庭手工业，为其成员提供便利。农村和城市生产中，亲属集团的合作控制是最大限度的，把个人的企业经营活动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到最低程度。这些都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地方长者的权力是士人统治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对待亲属集团权限范围内的某些事情上，不管官员的能力和素质有多高，他同样要服从于文盲家族长老的权威。

教育是文学性的

前6c已经发展了某些形式的数学，但正统教学体系不进行算数训练，商业计算只能在实践中学习。

内容上，完全是文学性的。通过学习古典作品拥有超凡魅力特质，但不像婆罗门那样构成教士阶层，并且，“礼”、“道义”等词没有神圣和世俗的区分。

宇宙秩序永恒不变，社会秩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社会秩序是永恒不变的宇宙秩序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克己复礼

推崇文人，即克己复礼。要求克制自我、节制情感；既然心灵的和谐是最根本的善，就不能让激情扰乱了这种平衡。
其中并不存在原罪或相应的拯救概念，也绝对不同于印度教那种要求献身于寻求从人间苦难中获得拯救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

儒教与清教的对比

标准｜理性化程度	儒教	清教
巫术被消除的程度		禁欲的清教比任何宗教更加激进
内在一致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神义论发展程度	高度理性化	高度理性化

但是，儒教理性主义的内容及其与现实的不完善、不理性现象之间的关系，则与理性清教大不相同。
清教伦理中展示出宗教理想与世俗生活的激烈对抗，儒教伦理则重视个人和谐地融入不可回避的现实世界

“儒家除了要求摆脱野蛮和无教化的状态之外，不要求任何其他类型的‘救赎’(redemption)。作为美德的报酬，他只期望今生长寿、健康、富有和死后保持美名。就像真正的古希腊人一样，他们没有任何超验的伦理寄托，没有介于出世的神所托付使命与尘俗世界之间的张力，没有对死后天堂的向往，没有任何固有邪恶的概念…….理性禁欲主义[即禁欲的新教]所特有的冷酷无情与系统化的宗教功利主义，生活‘在’(in)这个世界而不属于(of)这个世界，这有助于产生优良的理性资质，同时形成了职业人精神。总之，这一切都是儒教所排斥的…..这种对比可以告诉我们，纯粹的节制持重、克勤克俭与‘营利欲’和重财相结合，远不能代表和发展出现代经济中创业经纪人身上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尽管多种因素可以促成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但它没有自然发展起来。就如日本一样，==中国能为吸收外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肥沃土壤，但这与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原动力是大相径庭的。==

厘清本结论与韦伯对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韦伯明确指出，在中国，“由于根植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ethos)’中的各种规范的存在，使其‘缺乏一种特别的心态’”，这就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西欧，这种心态伴随着禁欲新教的形成出现。

但如果只把韦伯的研究看作构建了一个‘事后’实验，相关的物质因素(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保持不变，同时关键内容的“独立”影响得到了分析，那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例如，中国特定时期，虽然存在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形成的“物质”因素，但这些因素以一种异于欧洲的独特形式结合在了一起。由此看出，东西方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存在重要差别。

世俗理性主义的蔓延

国家的特定形式和理性法律的诞生是欧洲发展的突出特点。

韦伯重视罗马法遗产对欧洲后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现代国家兴起的重要意义。

“离开了这种法律上的理性主义，专制国家的兴起就会像法国大革命爆发一样不难想象。”

法律理性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扎根，但英国受罗马法影响很小。

==先前存在的理性法律体系只是导致现代国家形成的诸多互相影响的复杂因素中的一种。现代国家发展的趋势，以带薪官员进行专业化行政管理为特征，以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为基础，这肯定不是经济理性主义的结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早于它。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进步和国家的成长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与国际市场发展，地方集团影响力衰退，促进了“一个普遍性强制结构对所有‘合法’强制力的垄断和控制”。

理性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

用货币理性地计算利润和亏损的可能性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是最根本的。
韦伯论述的这些前提条件与马克思有一定重合。

1、大量自由劳动力

雇佣劳动者“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2、自由市场

经济交易不受限制，尤其生产消费上不存在身份垄断

3、技术应用

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组织和建构起来，机械化是最明显体现

4、生产企业与家庭分离

家庭与作坊分离到处都有，如集市。但这方面只在西欧得到了长足发展。

理性官僚

离开了现代国家理性司法行政，上述经济特征不可能存在。

一般说来，政治组织也可以像经济企业那样划分，看“行政管理工具”是否为行政人员所掌握，是否与所有权形成了分离。
(有意思，这里也应用了马克思的思想)

传统国家的政治组织具有“地位集团”性质，行政管理工具由官僚集团控制，但会导致一种分崩离析倾向(央地矛盾)。君主通常需要培养一批物质上依赖于他的随从，或建立自己的职业军队来巩固统治。
统治者越是能培养出一批仅向他负责的无产僚属，来自名义上归属于他的外部政权对他的挑战就越小。这一点在现代官僚制国家中发展的最为完善。

官僚制国家发展与民主化进程

#民主化 #资本主义官僚制
官僚制国家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

民主主义者对政治代表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需要有复杂的行政和法律措施来防止特权的干预。

民主和官僚制密切相关实质上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中最激烈的冲突来源之一。
民主权利的扩大离开官僚制运作模式就不可能实现，而民主与官僚制之间存在根本对立。

在韦伯看来，这可能是社会行动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各种矛盾中最尖锐的一种：抽象法律程序的发展有助于消除其本身特权，又引入了一种新的稳固垄断形式。

现代民主

首先不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小型社区才可能实现。
当代西方民主主要指。

1、选票政治

被统治者通过选票影响统治者

2、代议制度

代议制度对施政者决策产生影响

3、政党政治

政党存在在所难免，但如果这些党派是由对自身职业意义怀有坚定信念的政治领袖领导的话，政治机构的官僚化就可以部分收到遏制。

民主政治必然激发出“帝政主义倾向”，普选条件中，克里斯马型领袖更具吸引力。
但这一倾向可以由议会加以控制(弹劾)

现代国家要么是“核心”的领袖民主制，要么是无领袖的民主制——职业政客支配，这些政客没有使命感，也不具备造就一个领袖的内在的超凡魅力特质。

建立社会主义？

高度官僚化

如果现代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又想在物质生产和分配层面与资本主义技术效率相媲美，那就要求“大幅度提升职业官员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势必要求更高程度的官僚化，因为它将更大范围的行政管理任务交到国家手中。

经济问题

以工分而非货币作为报酬

社会主义经济难以保持工作动机，因为人们不再害怕因工作不称职而失去工作。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可能利用群众怀有的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情感。
但==韦伯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理由是，它必将导致官僚制蔓延这一后果，这是现代特有困境的又一实例==。

任何想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都幻想着在这一制度中，政治参与和自我实现的程度都必将超过资本主义政党民主限定的形式。但是，即使这一愿望得到实现，其结果必然促进了工业和国家的官僚化进程，这样就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自主权。

无可逃脱

官员系统的控制力不受到任何约束，只有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完全瓦解才会收到损害。

现代官僚制比世袭制具有更高水平的理性专业化，因此对社会的控制就更不容易受到挑战。

“从用武力来促成全新的权威结构形成来说，这种体制使‘革命’越来越不可能。”

理性化

社会主义的官僚制的蔓延，既是法律、政治和工业理性化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官僚化是行为理性化在行政管理上的具体体现，它渗透到了美术、音乐、建筑在内的所有西方文化领域。理性化的总体趋势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当然，不能把它看作“不可避免”的演变趋势。

消极意义上的解释：祛魅

#祛魅
消除巫术的思想和实践。伟大的宗教先知，以及教士有条不紊的活动是促成宗教理想化的主要力量。宗教理性化确立了清晰统一的意义体系，有别于无规则的巫术解释和抚慰形式。

宗教的理性化进程涉及众多相关过程：阐明特定象征符号(一神教)；根据普遍性原则联系象征符号(内在统一神义论)；拓展原则涵盖宇宙以便于做出解释(加尔文教就是个“整体伦理”)

牢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

韦伯看来，这种区别集中在社会学分析这个焦点上，且将这种区分应用到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上。

行动的形式理性指根据理性原则安排行为的程度。因此，官僚制的理想类型可能是组织的最理性的类型。从更广泛意义上讲，西方文化的形式理性从无处不在的科学中得到了体现。
科学不单属于西方，但其发展水平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比。
科学原则构成了现代生活的基础，但该事实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原则是怎么样的：“除非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否则他乘坐电车时并不知道电车是如何发动的……..”。人们相信，原则上，他可以通过计算掌握所有事情。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实现——即将理性计算应用于实现特定目标和价值上——之间的关系是令人难以捉摸的。
#现代的铁笼
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在效率和生产力实际价值层面，经常被认为是人类发展起来的最先进的经济体系。但是，正是促成这种情况发生的社会生活理性化，导致了与西方文明中一些最有特色的价值——个人创造力与行为自主性等——相抵触的结果。
==现代生活的理性化，尤其体现在官僚制组织形式中的理性化，越来越将人们带入了某种“牢笼”==。这正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结语中表述的意思。

“在现代世界，人们抛弃浮士德式的面面俱到，使自己限于一份专门的工作，这是任何有价值活动的先决条件；因此，行动(deeds)与抛弃就不可避免地互为条件了。如果中产阶级的生活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没有任何内容的话，那么，它具有的禁欲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歌德在《漫游时代》以及他为《浮士德》所安排的生命结局中，企图以最高智慧启示我们的东西。对他来说，这种认识意味着一种决裂，意味着告别一个富于完美人性的时代，这种时代已经不可能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重新出现，就像雅典文化的全盛时代不可能重演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社会可以说是建立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二者内在对立的基础之上，而根据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这种对立是无法弥合的。

[[13.0马克思的影响]]